導讀
2011-2013年，我國通過實施第一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67.5%。2014年11月啟動的二期行動計劃提出，到2016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75%左右。這意味著，二期行動計劃要完成7.5個百分點的毛入園率增量，也就是平均每年新增2.5個百分點。那么，7.5％的增量如何實現呢？帶著這樣的問題，《中國教育報》記者紀秀君日前采訪了國家副總督學、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名譽理事長郭福昌。現根據訪談新聞稿整理發布，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學習交流。
一、珍惜“存量”，擴大“增量”
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全國有19.86萬所幼兒園、3894.69萬名在園幼兒、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67.5%。這是建國64年來取得的來之不易的成果，可稱為“存量”或“蛋糕”。同時也應看到，到2013年底，全國尚有32.5%適齡幼兒未入園。按當年3至6歲適齡幼兒總人數為5769.90萬人計算，未入園幼兒總數為1875.21萬。如果考慮人口政策微調，全國每年約新增100萬名左右新生兒。從目前和長遠看，全國需要再新建10萬所左右幼兒園，使幼兒園總數達到30萬所左右，才能實現全部3至6歲適齡幼兒“有園上”、逐步“上好園”的目標。
二期行動計劃提出，到2016年底，學前三年毛入園率要達到75%左右，等于在67.5%的基礎上增加7.5個百分點。2014-2016年，只有平均每年新增46.88萬名適齡幼兒入園，才能實現平均每年提高毛入園率2.5個百分點；只有三年累計新增140.64 萬名幼兒入園，到2016年才能實現75%左右毛入園率的目標。也就是說，只有在擴大“增量”做大“蛋糕”中提高入園率，才能實現二期行動計劃確定的目標。退一步說，如果想從2013年底現有民辦在園幼兒“存量”或“蛋糕”中，以辦普惠園為名劃走一個百分點，2014-2016年新增的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就必須提高8.5個百分點，才能補足“存量”、實現提高7.5個百分點的“增量”。
我認為，一方面要珍惜“存量”，辦好每一所達到質量標準要求的幼兒園；另一方面要擴大“增量”，在“增量”中提高入園率，才有利于方便群眾，就近入園。
二、新辦園體制中兩類園占比，未設底線也未封頂
第一，新目標確定后，采取什么樣的辦園體制至關重要。所謂“主體”，辭海的解釋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具體來說，在全國幼兒園“總數”中，公辦園數與民辦園中普惠性園數相加形成的“合數”，要占主要部分。至于在這個“合數”中，公辦園與普惠性民辦園各占多少比例，并未做出硬性規定。目前，有一種傾向，一提“公辦民辦并舉辦園”，就認為公辦園與民辦園必須各占50%，否則就稱不上“并舉”；一提“大力發展公辦園”，公辦園的各項發展指標，包括幼兒園數、在園幼兒數、教職工數、園長數、專任教師數、毛入園率中貢獻比例數等，就都必須要超過民辦園，否則就稱不上“大力”。如果不及時改變這種思維定式，必然引發公辦園與民辦園在數量上相互攀比和競爭，從而淡化質量提高。
第二，二期行動計劃中，將“大力發展公辦園”改為“加快發展公辦園”，將“積極扶持民辦園”改為“積極扶持普惠性民辦園”，將“公辦民辦并舉辦園”改為“初步建成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為主體的學前教育服務網絡”，有利于防止單純追求數量和規模，忽視質量提高的傾向。舉個例子，2013年底，浙江省臺州市公辦在園幼兒占76.2%、民辦在園幼兒占23.8%，溫州市公辦在園幼兒占12.6%、民辦在園幼兒占87.4%。相比之下，臺州公辦在園幼兒比溫州多63.6%，溫州民辦在園幼兒比臺州多63.6%。到2016年底，在“主體”中，臺州市公辦園可能多于普惠性民辦園，溫州市普惠性民辦園可能多于公辦園，應該視為正常現象，因為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則。到2017年以后，在“主體”中，兩市公辦園與普惠性民辦園各自占比也許會有變化，但“公益與普惠”的性質未變，依然屬于正常現象，因為符合因時制宜的原則。
對于公辦園與普惠性民辦園兩類園在“主體”中的占比，未設底線，沒有要求兩者必須要達到的最低比例數，實際上等于放寬了公辦園發展的時限；也未封頂，沒有規定兩者不得超過的最高比例數，實際上等于擴大了民辦園發展的空間。因此，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公辦園或民辦園，都可能在“主體”中占多數。在城鄉之間，公辦園應該盡快成為農村“主體”中穩定的絕對多數。總之，新調整的辦園體制，堅持了立足國情，體現了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避免了“運動式”的起落。
三、鼓勵民辦幼兒園辦好普惠園
第一，有些民辦園自愿申請辦普惠性園，如果政府處理得體，民辦園獲得的好處是很明顯的。比如：響應了政府號召，有利于穩定生存發展的空間；享受到了地方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有利于增強發展的活力和后勁；與當地公辦園共同構成“主體”，有利于保持民辦園的性質以及自主辦園的體制機制優勢，突出特色、提高質量。此外，降低了家長承擔的全額保教費后，既有來自當地政府的實質性補助，又有來自當地群眾的支持，有利于保有生源、持續發展，使普惠性民辦園的路子越走越寬。而且，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會有更多的家長希望將子女送入“特需園”，屆時，一部分普惠性民辦園已經積累了較多經驗、更大實力，還可申請退出，由普惠性民辦園轉辦為特需園。
第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保障普惠性民辦園擁有辦學自主權。民辦園是面向社會提供選擇多樣化學前教育服務的供方，政府是愿意替家長承擔一部分培養成本的買方。供方與買方經過協商，作為供方的民辦園，同意降低向家長收取的全額保教費，不足部分由作為買方的政府采取多種方式給予足額補助，將民辦園辦成普惠性園，民辦園、家長、政府之間是一種提供服務與購買服務而形成的契約關系。因此，該園依然屬于原法人擁有，依然屬于民辦性質，依然保有獨立自主辦園的獨特職能。如果政府將選擇辦成普惠性的民辦園視為被收編、改編，捆住其手腳、迫使其與公辦園“同質化”，當普惠性民辦園感到失去了自我，遲早會放棄選擇普惠之路。
第三，政府扶持的力度、激勵的程度、給予自主辦園的尺度，體現著政府對辦普惠性民辦園的態度，是民辦園選擇發展之路的決定性因素。各地政府要鼓勵普惠性民辦園，根據社會需求不斷改革創新，激發活力、保有動力、辦出特色、提高質量。尤其要防止以辦普惠性民辦園為名，將保教費壓得過低，政府補助又少，使得園所辦普惠性園后，無力改善辦園條件、無錢聘請優秀教師、無法提供優質保教服務，造成低水平運轉、逐漸喪失活力，最終使在園幼兒受到傷害。
四、機會與質量同等重要
關鍵在于要在改革發展實踐中制定科學的評價標準。公辦園與民辦園，因辦園主體不同、資金來源渠道不同，決定其性質和職能各不相同。因此，評價公辦園的“公益性”與評價民辦園的“普惠性”，各地政府應該規定不同的評價標準，引導“公益與普惠”在各自的領域，開創新局面、提高新水平，各發其力、互促共榮。如果總按照評價公辦園的標準評價普惠性民辦園，搞“一刀切”“一律化”，既不科學，也不利于提高質量，更不符合二期行動計劃提出的“鼓勵民辦園提供多形式、多層次學前教育服務，滿足家長不同需求”的精神。
未來10年左右，在擴大“增量”中，新建的10萬所左右幼兒園，為公辦園與民辦園提供了發展空間。對于民辦園來說，其規模已經超過公辦園，當務之急，應該認真辦好現有的園，以鮮明的特色、多樣化的優質保教服務取勝，才能爭取到更大發展空間。否則，連現有的園都沒辦好，再大的空間也不屬于你。
2014-2016年，按平均每年新增加2.5個百分點計算，在全國全面普及3至6歲學前教育，要到2027年才能實現。從2014年到2027年，還有13年，時不我待。各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由“責任主體”轉到“主體責任”上來，認真落實“機會與質量同等重要”的要求，使每一名幼兒都能享有快樂美好的童年。
五、“責任主體”轉為“主體責任
第一，地方政府由“責任主體”轉為“主體責任”，其在責任范圍和責任權重上有所區別。例如，發展學前教育，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都負有責任，但地方政府要承擔“主體責任”。具體來說，在構建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健全學前教育管理體制上，省級和地市級政府要加強統籌，縣級政府要落實“主體責任”；在落實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力度上，各地政府要切實承擔“主體責任”；在健全幼兒園監管體系上，縣級政府要履行“主體責任”。實施二期行動計劃，中央政府重申，發展學前教育地方政府要承擔“主體責任”，中央財政重點向中西部、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加大對家庭經濟困難兒童、孤兒、殘疾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資助力度。
第二，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有的縣承擔不起來“主體責任”，中央政府、省級和地市級政府，依然要加強統籌力度，不能撒手不管。因為，“主體責任”不等于全部責任。因此，縣以上政府應該承擔起底線責任，才能保證各項目標任務圓滿完成。
（根據《中國教育報》學前周刊2015年5月10日頭版刊發的由紀秀君記者編輯的《7.5%的增量從哪里來》訪談稿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