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首都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院 劉莉

　　北京教育督導評估院 曾婉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政府機關幼兒園 鄧茜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21年7月24日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雙減”政策是新時代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戰略舉措。學前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基礎，也嵌入“雙減”改革之中，為幼兒園質量提升創設了良好的教育生態環境。本文基于對“雙減”政策的解讀，分析幼兒園在“雙減”政策下的質量提升機遇，立足于《幼兒園保育教育質量評估指南》(以下簡稱《評估指南》)，為幼兒園提出“兒童為本，專注過程性質量;教研引領，提高教師隊伍質量;家園社協同，緩解家長育兒焦慮;依托教育數據，提升園所治理能力”的質量提升路徑。

　　幼兒園質量改進面臨的挑戰

　　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經歷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的發展道路。自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目標，隨后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全國幼兒園數量從2010年的15.042萬所上升到2020年29.1715萬所，在園兒童數從2976.6695萬人上升到4818.2634萬人。解決幼兒有園上的同時，政府著力解決家長對高質量學前教育的需求，在2016年《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第三期行動計劃(2017-2020年)以及《“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中均將質量提升作為學前教育發展的目標。

　　然而，中國歷來的“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傳統觀念一直在影響家長的教育觀念。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分層加劇，家長在子女教育上越來越焦慮，這種育兒焦慮不斷下延到學前教育階段，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因此出現孩子“哪里需要報哪里”、家中“一書柜教育參考書”等現象，結果卻往往背道而馳。再加上校外機構過分夸大早期教育功能、洗腦式宣傳不正確的教育觀念及非科學的教育方法等，不僅擾亂了家長的心態，也影響了幼兒園保育教育環境。

　　為了改善家庭教育、幫助家長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幼兒園通過專家講座、案例學習、現場觀摩等多種方式組織家庭教育指導，可以說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但是效果甚微。最為明顯的體現就是，每到幼兒中班升大班時總會出現生源大量流失。除了家長非理性的教育理念之外，現有幼兒園教育無法滿足家長對教育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也是大班生源流失的原因之一。

　　此外，當前我國教育評價體系存在的“標準化”“一刀切”等問題，亦導致了各級各類教育存在同質化或趨同化現象，忽視了教育系統的多樣性。[1]幼兒園在督導評估、質量評價、日常督查等各種檢查中不斷規范辦園行為，但是單一的評價標準、頻繁的檢查節奏以及高利害的評估結果制約了幼兒園質量提升和多樣化發展。

　　“雙減”政策營造的教育生態環境“雙減”政策的出臺，突破了以往減負政策孤軍奮戰的治理模式，為整個教育系統質量提升提供了較為全面的支持性環境。

　　(一)利益相關者兼治，促進幼兒全面發展

　　以往，減負措施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造成的結果就是學校減負，校外增負。學校按照政策要求實施素質教育，創新教學方法、降低學習內容難度、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等，但是在升學率和分數壓力下題海戰術屢見不鮮。家長為了讓子女上高中考大學，不惜經濟和時間成本送孩子去各種培優班、補習班，助推了校外培訓機構的發展。地方政府、幼兒園(學校)、家長、校外機構等都是減負系統中的利益相關者，各自從自己觀點與利益出發，忽視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影響了兒童的身心健康。據2018年《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學業表現良好，綜合應用能力相對薄弱”“肥胖、近視和睡眠不足問題較為突出”“學生家庭作業時間過長，參加校外學業類輔導班比例較高，學習壓力較大”......

　　減負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學校、家庭、社區、培訓機構等利益相關主體共同參與，保障學生的根本權益。“雙減”政策體現了“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觀，厘清了學校、培訓機構、家長的職能邊界，突出“學校是教書育人的主陣地，提高教學質量和服務水平;校外機構是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尊重學生發展規律，規范服務行為;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家庭教育回歸本位”，通過構建家園社協同育人共同體，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推進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建立。

　　(二)向下延伸，系統治理

　　《雙減》明確提出“各地在做好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雙減’工作的同時，還要統籌做好面向3至6歲學齡前兒童和普通高中學生的校外培訓治理工作”，將學齡前與高中教育的校外機構也納入治理對象中，從而確保了從起點開始減負。家長讓子女參加校外培訓，不是在學業繁重的義務教育階段才開始，而是從兒童一出生，父母就開始了一場人力資本投資的馬拉松比賽。兒童期可塑性大，一些實證研究也指出“對兒童越早投資回報率越高”。然而，很多培訓機構卻斷章取義，忽視研究的前提條件和適用范圍，過分夸大早期教育的功能和培訓效果，制造家長的焦慮。

　　相比于以往減負政策，“雙減”政策兼顧學前和高中校外培訓機構的聯動治理，致力于良好教育生態的構建。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應從學前教育階段開始，從教育的奠基階段開始切實維護兒童身心健康與家庭利益，才能確保減負政策的落實。

　　(三)引導家庭教育觀念，形成減負共識

　　學校減少課程作業，增加課外活動時間，原本希望為學生減負，然而，家長為確保孩子在激烈的學業競爭中勝出而奔波于各個補習機構之間，承擔起了專業教師批改作業、輔導功課的職責。教育分流制度進一步加劇了家長的教育焦慮，基礎教育的非均衡性發展，加上家長的教育投入差異使得教育資源配置更加不公平，整個教育生態系統因此進入惡性循環。當家長被置于協同育人的外圍，減負的結果就是學生負擔越減越重，家庭投入越投越多。

　　“雙減”政策正是對當前這一問題的準確把脈，一方面提出大力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確保學生在校內學足學好;另外一方面要求加強家庭教育指導，引導家長樹立科學育兒觀念，形成減負共識。家長錯誤地將家庭教育目標定位為子女學業成功，普遍存在“重智輕德”“重身體輕心理”的傾向[2]，忽略親子陪伴的重要性。因此，“雙減”政策突破了以往狹義“教育系統”和“學校功能”的格局，學校對家庭教育提供指導，降低家長的教育焦慮與過度競爭，這是減負落實的有效保障。

　　“雙減”背景下幼兒園質量提升的路徑

　　“雙減”政策是我國新時代的教育制度創新，橫向構建相關利益主體的協同機制與合作關系，縱向打通不同層級教育間的雙向銜接，讓整個教育系統處在“革命性重建階段”。幼兒園是教育體系的起始學段，在我國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規模快速發展，然而質量卻參差不齊，成為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重點攻堅對象。“雙減”政策為幼兒園質量評價改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契機，《評估指南》則是推動學前教育高質量保教體系建設與學前教育評價改革的內部依據，在內外政策共同營造的教育生態環境下，幼兒園迎來質量提升的最佳時期。

　　(一)兒童為本，專注過程性質量

　　“雙減”政策與《評估指南》都有回答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的問題，讓教育回歸兒童為本、立德樹人的初心，關鍵在于減負的同時要提高學校教育質量。“雙減”政策落地后，學前教育應立足于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不斷深化課程改革，全面提升教學質量，讓幼兒在幼兒園就能享受優質的、個性化的教育資源。《評估指南》明確提出要堅持兒童為本，遵循幼兒年齡特點和成長規律，重點關注保育教育過程質量，讓幼兒園回歸教育本質，聚焦兒童發展，這與“雙減”政策的目的與方向是一致的。

　　兒童的學習與發展是在幼兒園保育教育過程中實現的，是幼兒園質量最為關鍵的要素，具體包括了師幼互動、教育活動、游戲、同伴交往、家長參與等。幼兒園近些年也一直在努力提升質量，如北京一位普惠幼兒園的教學園長說道：“幼兒園的質量要放在活動質量上，班級教師組織的活動既要適合兒童的年齡特點，還需要滿足每個兒童的個性特點，讓所有的幼兒都能夠接受、愿意參與、喜歡參與，在活動中有滿足感、成就感。”在“雙減”提質的背景下，幼兒園依據《評估指南》聚焦幼兒園保育教育過程質量，加強對幼兒園保育教育活動的研究，在活動中觀察、發現和支持幼兒有意義的學習，讓每一個幼兒在已有的水平上得到發展;要求教師在日常互動中關注幼兒的需求，為幼兒提供個性化的教育指導。

　　(二)教研引領，提高教師隊伍質量

　　優質的學前教育能夠支持幼兒當前和未來的學習與發展，而“教師是決定學前教育質量的關鍵因素”，因此，幼兒園在努力提高保教服務質量的同時，需要為教師專業發展創造機會與途徑。

　　幼兒園教師職后專業發展有兩條路徑，一是外部輸入，引入專家培訓或者督學指導;另一種是建立在園所教育教學的實踐基礎上，結合教師專業發展需求組織的園本教研。“雙減”政策明確提出“提高學校質量”的任務，《評估指南》要求幼兒園建立常態化的自我評估機制，這就決定了幼兒園必須走一條自我發展的道路，即基于園所實踐組織適宜的教研，這也是教師專業化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教育實踐中，幼兒園越來越認識到園本教研對園所質量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進行了一系列教研改革。如，北京某市級示范園教研主任介紹：“我園的教研大概分為三種。一是周教研，其重點是區角游戲指導，每周四上午教研團隊先進班觀摩教師指導，然后集中討論指導的適宜性;二是定期的“練兵式”教研，促進骨干教師帶動新手教師解決保教實踐問題;三是與區教委、市教委組織的幼教工作等相關教研，比如‘語言領域閱讀活動關鍵經驗的研析’等。”

　　除了依賴骨干教師的經驗分享外，園所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教研的體系，具體包括為園本教研提供專業支持、規范園本教研的程序、健全教研激勵機制、建立教研人員間的協商溝通機制等。

　　(三)家園社協同，緩解家長育兒焦慮

　　家庭和幼兒園是影響兒童發展的兩大環境，只有雙方履行教育職責、發揮教育優勢、相互合作才能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對于幼兒園發展來說，家長既是園所質量改革的推動力量，也是幼兒園保教行為的影響因素，這就要求幼兒園要因勢利導發揮家長的優勢，同時幫助家長形成正確的兒童養育觀念。

　　在北京市家庭教育狀況及發展趨勢的調研中發現，70.2%的家長參加的家庭教育指導活動是幼兒園舉辦的，以“家長會、專家講座”形式為主，但57.14%家長提出的需求是希望參與實踐類活動。在家庭教育指導需求上，家長們提出活動地點要離家近，最好是幼兒園老師來組織;形式要多樣，突出實踐性;內容需求包括兒童良好行為習慣培養和父母情緒管理等。由此可見，家長對以幼兒園為單位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存在現實需求，但目前的活動形式和內容上還需要不斷進行優化。

　　幼兒園要發揮家庭教育指導的主導作用，推動家園社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致力于家庭教育指導活動的創新，為家長提供科學化、多樣化、人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導活動，引導家長樹立科學的兒童養育觀，與幼兒園達成育人共識，共同營造幼兒成長的良好環境。

　　(四)依托教育數據，提升園所治理能力

　　幼兒園質量提升不僅需要具體的行動，也需要轉變治理理念和模式，“雙減”政策對教育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過程性質量的關注，要求園所時時關注和記錄教育現場，收集大量種類繁雜的信息和數據，在評估時對這些信息和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最終依托數據分析結果進行園所質量提升。不管是“雙減”背景還是質量提升的時代使命，幼兒園都必然走向并融入數據治理時代中，需用好教育數據，服務幼兒園發展。

　　大多數幼兒園還未建立教育數據概念，將教育數據狹義地理解為數字。其實幼兒園數據類型多樣、數量龐大，既包括幼兒園投入、教師隊伍等的數字型數據，案例、教研記錄、課程故事等文本性數據，也包括圖片、視頻等影像數據。幼兒園合理分析與科學使用這些數據，能夠有效支持保育教育質量提升，實現教育管理體系的變革。在數據支持下啟動保育教育干預行動，研制適宜的保教方案支持幼兒的學習，并且再次收集數據，形成螺旋上升的過程，推動教育質量提升。園所應為數據化治理提供制度保障與專業支持，以“程序化”規范治理行動，以“專業化”引領教師數據采集、分析和運用能力，逐漸構建幼兒園教育數據治理體系，提升幼兒園治理能力。

　　本文為北京市教委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北京地區0-3歲托幼服務社區化的行動研究”(SM201910028007)成果。

　　主要參考文獻

　　[1] 石中英.回歸教育本體——當前我國教育評價體系改革芻議[J].教育研究2020(09):4-15.

　　[2] 邊玉芳,田微微. 對家長教育問題的思考與對策——基于《全國家庭教育狀況調查報告(2018)》部分結果解讀[J].中國德育,2019(03):37-46.

　　原文刊登于《學前教育》幼教版2022年第9期